《宋史》的史源颇为复杂，有源出宋朝官修史籍“国史”、“实录”、“日历”、“会要”等，亦有取材私家著述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东都事略》等，以及一些笔记杂史之类，甚至还包括个别元人编纂的史书，因此欲整体理清《宋史》史源实有相当难度。故本文拟主要就《宋史》与宋“国史”之史料沿承情况，以及由此出现的相关问题如《宋史》与宋、元时期其他重要史籍之关系等作一探究。

一、《宋史》多本宋“国史”

清人赵翼《廿二史札记》卷二三《宋史多国史原本》有云：

宋代国史，国亡时皆入于元。修史时，大概祗就宋旧本稍为排次，今其迹有可推见者。[①]

赵翼云云，大体为后世评说《宋史》者所遵用。此处所云“宋旧本”，即宋朝史臣所修之“国史”。然宋人所称“国史”有宽窄二义：一指官修史书；二指“国史”、“实录”之“国史”，亦称“正史”，就体裁而言，乃属纪传体史书。赵翼所称“国史”，据其文义，当指后者。宋朝所修之“国史”，即“正史”，据《宋史》卷二〇三《艺文志·正史类》载，有：

王旦《国史》一百二十卷。吕夷简《宋三朝国史》一百五十五卷。邓洵武《神宗正史》一百二十卷。王珪《宋两朝国史》一百二十卷。王孝迪《哲宗正史》二百一十卷。李焘、洪迈《宋四朝国史》三百五十卷。[②]

其中王旦《国史》指撰修于真宗大中祥符年间的太祖、太宗《两朝国史》；《三朝国史》乃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之史，由仁宗时吕夷简所进；《两朝国史》为仁宗、英宗两朝之史；《四朝国史》为北宋后期神宗、哲宗、徽宗、钦宗四朝之史，撰修于南宋前期。《神宗正史》、《哲宗正史》分别为神宗朝、哲宗朝“国史”，其主要内容包含于李焘、洪迈所主持修纂的《四朝国史》中。而据南宋初洪迈所云：“祥符中，王旦亦曾修撰两朝史，今不传。”[③]是太祖、太宗《两朝国史》，南宋初已不传。在南宋李焘编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太祖、太宗朝的记事中，尝屡次称引《两朝史志》，而据裴汝诚先生考证，此乃指神宗时期编纂的仁宗、英宗《两朝国史》。[④]

此外，记载南宋史事的“国史”，乃属理宗时为李心传所修之高、孝、光、宁《四朝国史》，也称《中兴四朝国史》。至南宋理宗朝以后，因国是日非，救亡不迨，故宋廷未及纂修“国史”，然“实录”、“日历”、“时政记”等则颇有成稿者。如《宋史·艺文志·编年类》载：

《理宗实录初稿》一百九十册。《理宗日历》二百九十二册，又《日历》一百八十册。《度宗时政记》七十八册。《德祐事迹日记》四十五册。[⑤]

元人撰修《宋史》之时，是否利用过上述宋末之“实录”、“日历”？据现见史料记载，当可作肯定之回答。

宋朝重视修撰本朝史，修史制度完备。其官修之当代史有记载皇帝言行之“起居注”，记载宰相、执政议事及与皇帝问对情况之“时政记”，根据起居注、时政记等按月日编修之“日历”，并在此基础上编撰而成之编年体“实录”，并据“实录”为主要史料来源编撰成纪传体“国史”，还有详细记录典章制度之“会要”等。当南宋亡国时，藏于史馆之史料大都为元人所接受，并北迁而归于元国史院。

《元史·董文炳传》载：“时翰林学士李盘奉诏招宋士，至临安，文炳谓之曰：‘国可灭，史不可没。宋十六主，有天下三百余年，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，宜悉收以备典礼。’乃得宋史及诸注记五千余册，归之国史院。”[⑥]虽然元末史臣尝称两宋史料颇有亡失，但基本史料俱在。如元史官苏天爵曾言：“愚尝备员史属，阅近代载籍，宋自建隆迄于嘉定，实录、编年、纪志表传盖数万言，其未成书者第宝庆、咸淳之事而已。”[⑦]又言：“宋自太祖至宁宗，实录凡三千卷，国史凡六百卷，编年又千余卷，其他宗藩图谱、别集、小说不知其几。……理、度两朝事最不完，《理宗日历》尚二三百册，《实录》纂修未成，国亡仅存数十册而已。《度宗日历》残缺。”[⑧]而尝参与《宋史》编撰的危素于《昭先小録序》中亦云：

宋德祐元年（1275）十月乙卯，通判常州陈公照死城守。后六十九年，为大元至正三年（1343），皇帝诏修辽、金、宋史。其曾孙显曾以书告史官翰林直学士王公沂师鲁、翰林修撰陈君祖仁子山、经筵检讨危素太朴，请录公死节事。陈君及素复书曰：“史官修撰余君廷心实当纪公事，而慎重不轻信。”于是显曾又亟以书告余君，反复哀痛。余君虽爱其词，然犹难之。后从国史院史库得《德祐日记》，载公授官岁月，与夫复城、城守两转官，城破死节褒赠等事甚悉，始为立传。而显曾未知也，遂走京师，使谒余君以请。今其传既上进矣，显曾退而辑次诸公为公所著文字，及其前后所与书问，题曰《昭先録》，使素序其端。[⑨]

可知《宋史》史文，于宁宗以前，主要据宋人所撰修之《国史》（以《三朝国史》、《两朝国史》、《四朝国史》和《中兴四朝国史》为主），而理宗以后，则主要凭依上述之“实录”、“日历”、“时政记”等。故赵翼以为“大概……宋度宗以前之史”，皆“宋旧史也”[⑩]的说法似有不确，即度宗以后史事，亦尝依据宋朝官修的《度宗时政记》、《德祐事迹日记》等史籍。但因岁月久远，包括此四部《国史》的两宋“国史”等皆已亡佚。

二、《宋史》文字源出宋“国史”举例

《廿二史札记·宋史多国史原本》例举《宋史》之传文据宋“国史”编纂者，如：“《道学传序》云‘旧史以邵雍列于《隐逸》，未当，今置于《张载传》后’。《方技传序》云‘旧史有《老释》、《符瑞》二志及《方技传》，今去二志，独存《方技》’。《外国传序》云‘前宋史有《女直传》，今既作《金史》，义当削之’。”指出“此可见元人就宋旧史另为编订之迹也”。[11]然《宋史》此类据宋“国史”编纂之“迹”，在“志”文内亦屡见之。如：

卷四八《天文志序》称“今东都旧史所书”云云，“今合累朝史臣所录为一志，而取欧阳修《新唐书》、《五代史记》为法，凡征验之说有涉于傅会，咸削而不书，归于传信而已矣”。[12]

卷六一《五行志序》称“旧史自太祖而嘉禾、瑞麦、醴泉、芝草之属，不绝于书”云云，故“今因先后史氏所纪休咎之征，汇而辑之，作《五行志》”。[13]

卷九八《礼志序》称历数宋朝礼制变化大端：后云“今因前史之旧，芟其繁乱，汇为五礼，以备一代之制，使后之观者有足征焉”。[14]又卷一一〇《礼志十三》有云：“旧史以饮食、婚冠、宾射、飨宴、脤膰、庆贺之礼为嘉礼，又以岁时朝会、养老、宣赦、拜表、临轩命官附之，今依《政和礼》分朝会为宾礼，余如其旧云。”[15]

卷一四三《仪卫志序》云：“宋初，因唐、五代之旧，讲究修葺，尤为详备。其殿庭之仪，则有黄麾大仗、黄麾半仗、黄麾角仗、黄麾细仗。凡正旦、冬至及五月一日大朝会，大庆、册、受贺、受朝，则设大仗；月朔视朝，则设半仗；外国使来，则设角仗；发册授宝，则设细仗。其卤簿之等有四：一曰大驾，郊祀大飨用之；二曰法驾，方泽、明堂、宗庙、籍田用之；三曰小驾，朝陵、封祀、奏谢用之；四曰黄麾仗，亲征、省方还京用之。南渡之后，务为简省。此其大较也。若夫临时增损，用置不同，则有国史、会要、礼书具在。今取所载，撮其凡为《仪卫志》。”[16]

卷一四九《舆服志序》称：“今取旧史所载，著于篇，作《舆服志》。”[17]

因宋“国史”皆已亡佚，仅个别之传及残篇零句传于今世，故今日已无从对《宋史》与宋《国史》之内容进行全面比较。以下即以《四朝国史·欧阳修传》[18]与《宋史》卷三一九《欧阳修传》为例，通过比较两者文字之沿承关系，以窥一斑。（因篇幅关系，所比对者仅为《欧阳修传》的前半部分。）

据上表所载，可知：（1）其第1、3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7、18、20诸条，《宋史》基本沿用《四朝国史》文字。第4、5、15、16诸条，《宋史》乃据《四朝国史》文字加以修订删改。第6、13、14、19诸条，乃《宋史》别据史料撰写；而第2条则据《四朝国史》删改，又别据文字撰写而成。

（2）第12条，《四朝国史》“劝帝延问执政”句，《宋史》无“劝”字，然据上下文义，此“劝”应属元史臣撰修《宋史》时误删，当据《四朝国史》补之。

（3）第18条，《四朝国史》“将为虏有”句，《宋史》作“将为敌有”。检韩琦《欧阳公墓志铭》有云“他日必尽为虏人所有”，[20]可知当作“虏”字，《宋史》作“敌”字，乃出自元史臣所改。

元代史臣在编撰《宋史》时，对宋代史料中有关宋人蔑视、辱骂契丹、女真等北方“夷狄”之所谓违碍文字，如“北虏”、“戎丑”、“胡虏”、“犬羊”之类，颇有加以改纂者。在此例举《宋史·高丽传》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以说明之。北宋雍熙三年（986）宋军大举北伐契丹，宋太宗赐高丽王治诏书，欲使高丽出兵马夹击契丹之侧后。此诏书载于《宋史·高丽传》，云：

朕诞膺丕构，奄宅万方，华夏蛮貊，罔不率俾。蠢兹北裔，敢败王略，幽蓟之地，中朝土疆，晋、汉多虞，夤缘盗据。今国家照临所及，书轨大同，岂使齐民，陷兹犷俗？今已董齐师旅，殄灭妖氛。惟王久慕华风，素怀明略，效忠勤之节，抚礼义之邦。而接彼边疆，罹于虿毒，舒泄积愤，其在兹乎！可申戒师徒，迭相掎角，协比邻国，同力荡平，奋其一鼓之雄，戡此垂亡之寇。良时不再，王其图之。应俘获生口、牛羊、财物、器械，并给赐本国将士，用申赏劝。[21]

此诏书亦收录于《宋太宗实录》卷三五、[22]《宋朝事实》卷二〇[23]以及朝鲜郑麟趾《高丽史》卷三，[24]然文字有详简异同之差别。现将此四书中所载宋太宗赐高丽王诏书之文字有异者列成下表，对勘其间文字，可明白看出元史臣改纂宋史料中违碍文字之手段及用心。

比较上述文字，可见：（1）《高丽史》所载之诏书似当为原始文字，但亦略有删略。

（2）宋真宗时修《宋太宗实录》，已对原诏书文句有所修饰，以从文雅，如改“侵败王略”为“敢拒皇威”，改“幽蓟之地，中朝土疆”为“幽蓟之地，本被皇风”，改“多故”为“多虞”等。《左传·成公二年》曰：“兄弟甥舅，侵败王略，王命伐之，告事而已。”杜预注：“略，经略，法度。”故“侵败王略”虽有出典，然不及“敢拒皇威”含天子征伐四夷之义。而改“中朝土疆”为“本被皇风”，使文词雅训外，亦为特出“率土之滨，莫非王土”之义。至于“多虞”义指多忧患、多灾难，显然其义较“多故”为长。

（3）因修撰《宋太宗实录》之时，宋、辽仍为敌国，故而诏书中辱骂契丹之文字未变，如“戎丑”、“胡虏”、“犬羊”等词。但由于蒙古人亦以“北戎”入主中原，故于撰修《宋史》时，元代史臣便将此诏书中辱骂同为“北戎”之契丹的有关文字大作删改。如改“戎丑因而盗据”为“夤缘盗据”，改“胡虏”为“犷俗”，改“犬羊”为“边疆”，改“垂亡之虏”为“垂亡之寇”，改“虏获”为“俘获”等。虽《宋史》元至正本中《高丽传》部分已佚，然明成化本之文字同，可知此改字当为元史臣所为。此后清廷大肆改纂、删削前朝人诗文中蔑视、辱骂契丹、女真之文字，实承元人之法。

（4）李攸《宋朝事实》撰于南宋初年，据清馆臣《宋朝事实提要》，本书“第原本久佚，惟散见于《永乐大典》各韵下者尙存梗概，而割裂琐碎，莫由考见其体例”，清馆臣自《大典》中辑出，编为二十卷。[25]对比《宋朝事实》与《宋太宗实录》、《宋史·高丽传》所载此太宗诏书文字，显见其与《宋太宗实录》关系密切，但亦有少许文字出入，故推测《宋朝事实》之有关文字当源出《三朝国史·高丽传》，而非自《太宗实录》钞录。只是清馆臣自《永乐大典》辑录《宋朝事实》佚文时，依当时惯例对原文有关文字大加删修，如改“蠢兹北裔”为“蠢兹北方”，改“戎丑”为“契丹”，改“胡虏”为“朔漠”，改“犬羊”为“境壤”，改“垂亡之虏”为“垂亡之敌”，改“虏获”为“掳获”。其中“虏获”即“掳获”，然仍加一提手旁，可见改字力度远过于元人。

三、宋《国史》以外的其他史源

从上述《欧阳修传》的比对中可见，《宋史》之文字有多于宋《国史》而别有所据者。此在《宋史》中也颇有记载，如：

卷七〇《律历志三》有云：“大中祥符三年，春官正韩显符上《铜浑仪法要》，其中有二十四气昼夜进退、日出没刻数立成之法，合于宋朝历象，今取其气节之初，载之于左。”[26]

卷七一《律历志四》云：“历晋及隋、唐，律法微隐。宋史止载律吕大数，不获其详。今掇仁宗论律及诸儒言钟律者记于篇，以补续旧学之阙。仁宗著《景祐乐髓新经》，凡六篇，述七宗二变及管分阴阳、剖析清浊，归之于本律。次及间声，合古今之乐，参之以六壬遁甲。”[27]

卷一四二《乐志十七》云：“蔡元定尝为《燕乐》一书，证俗失以存古义，今采其略附于下。”[28]

卷一四五《仪卫志三》注云：“左山商氏家藏宋人《青城》、《圜坛》、《太庙》三图，其布置行列，极为详备，因附卤簿之后，庶览之者可以考一代之制云。”[29]

卷四八五《外国传序》称“前宋旧史有《女直传》，今旣作《金史》，义当削之。夏国虽偭乡不常，而视金有间，故仍旧史所录存焉”。[30]而卷四八六《夏国传》“论曰”又云：“今史所载追尊谥号、庙号、陵名，兼采《夏国枢要》等书，其与旧史有所抵牾，则阙疑以俟知者焉。”[31]

除官史外，私家史书亦复不少，著名者如北宋九朝史实之李焘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王称《东都事略》，专记两宋之际与金和战之徐梦莘《三朝北盟会编》以及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等。元人修史时，又从江淮民间进行有关宋代史书之采访、搜集，获得不少野史、笔记、文集等。如元刘诜《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》中称元“修辽、金、宋三史，诏求天下故史遗文。大朴（危素字）实衔朝命来江西，至庐陵，求礼部（邓光荐）所为书”。[32]据明杨士奇《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》称：

右《文丞相督府忠义传》，宋礼部侍郎兼学士院权直吾郡邓光荐撰。光荐……与丞相同朝，此传多本于丞相所自述，故特详实。而后来作《宋史》，又多本于此云。[33]

此亦成为修撰《宋史》的重要史源。

综上而言，宋《国史》以宋历朝《实录》为主要史料来源。而宋《国史》之传、《实录》附传，大抵皆依据私家所撰之行状、墓志等而成。宋人赵彦卫《云麓漫抄》卷八有云：

近世行状、墓志、家传，皆出于门生故吏之手，往往文过实。人多喜之，率与正史不合。如近日蜀本《东都故事·赵普传》，与正史迥然如两人，正史几可废。

但此类“国史”所载与私家记述相互抵牾的出现，大体出于编撰“国史”之传时未取材或不全取材于行状、墓志、家传之类私家文字而形成之结果。下面即以《宋史》卷三八一《范如圭传》[34]与朱熹《晦庵集》卷八九《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》[35]的部分内容作一对比，以分析此两篇文字间之承袭关系。

由上表比對可見，《宋史·范如圭傳》與朱熹《范公神道碑》文字之淵源關係。雖然《范公神道碑》文字可能首先為《中興四朝國史》所取材，然後為《宋史》所沿襲。

此外，据《玉海》卷六一《绍兴进至和嘉祐章疏》载：“二十八年（1158）冬，利路提刑范如圭奏汉《胎养令》，遂纂至和、嘉祐名臣乞选建宗室章疏三十六篇，囊封以进。明年九月甲午，右相陈康伯奏曰：‘如圭可谓爱君之至。’”[36]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一《壬午内禅志》：绍兴二十九年“九月甲午，陈康伯除右仆射面谢，因及范如圭所进嘉祐、至和章疏，高宗问：‘如圭之意如何？’康伯曰：‘如圭可谓爱君之至，言之不尽，故类聚以进呈。’高宗曰：‘朕久有此意。’康伯曰：‘宸断坚决乃可。’高宗首肯之。（原注：《康伯附传》。）”至三十年二月，始立皇子，封建王。[37]又吴泳《鹤林集》卷二二《缴进嘉绍本议状》亦云：“绍兴二十八年，范如圭言广嗣、建储二事，遂纂集嘉祐臣僚章奏三十六通，囊封以进。或以越职为如圭危之，独陈康伯对上曰：‘如圭可谓爱君之至，言之不尽，故类聚以进呈。’圣心感悟，立子之意遂决。”[38]可证所谓范如圭上“至和、嘉祐间名臣章奏”，高宗感悟，“即日下诏，以普安郡王为皇子，进封建王”，实属朱熹撰《范公神道碑》时有意移易岁月，而以为范氏之功者，不可据为信史。且“如圭可谓爱君之至”乃宰相陈康伯所言，朱熹为增加分量，改为天子所言，而《宋史》依据朱熹所云，并为特出范如圭为国忘身之忠心，添加“以此获罪，奚憾”一语，且将“爱君”改为“忠”字。

元人修《宋史》时，除利用宋人史籍外，因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先成，[39]故其内容亦有参考《辽史》、《金史》者。如有《宋史》卷五二《天文志五·日食》载：

（绍兴）七年二月癸巳朔，日食于室。（原注：是年当金之天会十五年，《金史》不书日食。）……十七年十月辛卯朔，日食于氐。（原注：是年乃金之皇统七年，《金史》不书日食。）……（庆元）六年六月乙酉朔，日有食之，阴云不见。（原注：是年乃金承安五年，《金史》不书日食。）……（嘉泰）三年四月己亥朔，日有食之。（原注：《金史》不书。）……（嘉定）四年十一月己酉朔，日当食，太史言不见亏分。（原注：《金史》不书。）[40]

但总体而言，《宋史》主要依据宋“国史”而成，故后世由《宋史》大体可窥见宋“国史”之大概。

四、《宋史》与部分宋元史籍之关系

自明代以后，批评《宋史》者甚多，其中不少涉及《宋史》取材问题、以及《宋史》与其他宋元史籍之史料承袭关系，以下即据笔者所见，对《宋史》与现存宋、元时期重要史籍如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、《宋太宗实录》、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文献通考》等的史料承袭关系以及其史料价值等问题作一探究。

1、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

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（以下简称《长编》）为南宋史学家李焘所撰。因元朝撰修《宋史》时，“直翰林仍兼史职”之袁桷尝上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》，称史馆中史书颇缺，故“具书目以备采择者”，其中“宋世九朝，莫详《长编》，而……今院中《长编》不备”，[41]由此今有学者认为当时元史臣撰修《宋史》时，未曾取材于《长编》。诚然，现存史籍中未见有《宋史》尝取材《长编》之记载。但袁桷上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》之时，与撰修《宋史》完成尚有时日，故不能由袁桷《事状》所言即认定元末史臣始终未能“搜访”到《长编》，而且袁桷《事状》所列“院中”所缺之书籍，除《长编》外，尚有《东都事略》等多种，而检阅《宋史》，实已引录王称《东都事略》内容。[42]同时，比勘《宋史》与《长编》的相关文字，基本可以认定《宋史》尝取材于《长编》，如：

关于宋初“金匮之盟”，《宋史·宗室传·魏悼王廷美》[43]与《长编》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[44]记事显然存在沿承关系，见下表：

《长编》于此条记事下注云：“‘不待五十，已尽知四十九年非’，此太宗盛德要语也。今《正史》削去，可不惜哉！今依《实录》具载圣语。”此《正史》即指《三朝国史》，《实录》指《太宗实录》。又《长编》卷二载杜太后崩事，亦记有皇太后与宋太祖约定金匮之盟，命赵普起草“誓书”，并于注文中云：

司马光《记闻》称太后欲传位二弟，其意谓太宗及秦王廷美也。今从《正史》及《新录》，而《旧录》盖无是事。……然则太后顾命，独指太宗，《记闻》误也。《正史》、《新录》称太宗亦入受顾命，而《记闻》不载，今从《记闻》。按太宗初疑赵普有异论，及普上章自诉，且发金匮，得普所书，乃释然。若同于床下受顾命，则亲见普书矣，又何竢普上章自诉，且发金匮乎？盖《正史》、《新录》容有润色。按《太宗实录》载普自诉章，其辞略与《记闻》同，当顾命时，太宗实不在旁也。《正史》、《新录》别加删修，遂失事实耳。故必以《太宗实录》及《记闻》为正。[45]

《太祖实录》初修于太宗时，再修于真宗初，故前者称《太祖旧录》，后者称《太祖新录》。综合上引文字，可知《长编》所记载的昭宪杜太后临终前顾命之事，是依据《三朝国史》、《太祖新录》及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之相关文字糅合而成。而《宋史·宗室传一》“或谓”以下有关传位之序的内容，却与太宗、真宗父子欲否定廷美有继位之资格的目的不符，定非《太祖新录》、《太宗实录》、《三朝国史》中内容。由此可证《宋史》此段文字，当取材于《长编》“或曰”以下文字，而其源头乃出自司马光《涑水记闻》。

2、《宋太宗实录》。

两宋历朝《实录》，是元史臣据以撰修《宋史》的重要史料来源。两宋《实录》，今仅存《宋太宗实录》残本二十卷。《宋太宗实录》初修于宋真宗咸平元年（998），增修于大中祥符末。南宋李焘纂修《长编》宋太宗朝史事时，多次引录《实录》与“别本《实录》”。据燕永成先生考证，《长编》所引录之《太宗实录》乃咸平初修本，“别本《实录》”乃祥符增修本，今所传存的《宋太宗实录》残本即是李若水咸平初修本。而据《长编》引文分析，“别本《实录》”的纪事内容“明显多于今存本”，即咸平初修本。[46]

对于《宋史》与《宋太宗实录》之关系，有学者以为若两者对某事之记载产生抵牾矛盾，即重《实录》而轻《宋史》，“因为相对而言，《实录》是第一手史料”。[47]此论大体无误，但却不可一概而论。因为《宋太宗实录》的再修之原因，即主要因其初修本仅用“九月而毕，人难其速”，[48]故所载之事“尚有漏落”。[49]而《长编》在称引《太宗实录》时，还多有考证、纠正其纪事内容之误失。如《长编》卷二八雍熙四年十二月“赵普来朝”纪事注文称：“《普附传》云：上亲耕籍田，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，因求入朝。按十事乃普引以谏伐幽州，与籍田不相关。《附传》误矣。盖未尝见普手疏，故妄载于籍田，《正传》亦已改之。”[50]此处《普附传》乃指《太宗实录·赵普附传》，《正传》乃指宋仁宗初年所纂修的《三朝国史·赵普传》。今按《宋史·赵普传》，“普上疏引姚崇十事以谏”正置于雍熙三年春谏“大军出讨幽蓟”之时。[51]即宋“国史”虽主要依据“实录”编修，但仍会根据其他史料纠正、增补《实录》中的错漏，上述引文中即《国史·赵普传》依据赵普“手疏”纠正了《实录·赵普附传》的错讹，而《宋史·赵普传》之纪事同于《国史·赵普传》。

又如《宋史·周渭传》云周渭“太平兴国二年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，……就加监察御史。在岭南凡六年。徙知扬州，进殿中侍御史，改两浙东、西路转运使。入为盐铁判官，迁侍御史”。[52]而《宋太宗实录》卷三一载太平兴国九年八月“甲辰，以监察御史周渭为两浙西南路转运使”。[53]两书所载周渭任职两浙时，一为殿中侍御史，一为监察御史，而殿中侍御史官阶高于监察御史，且无史料记载此时周渭曾经贬官，两者必有一误。是否因是“第一手史料”而取《宋太宗实录》、舍《宋史》？就本例而言，实有不然。

因有关周渭任两浙东西路或两浙西南路转运使的记载，于现见史料中仅发现《宋史·周渭传》、《宋太宗实录》各一条。又因《宋太宗实录》中有关周渭的史料也仅一见，故无以从其上下文来判定所记官爵是否有误。而《宋史·周渭传》所载周渭的仕宦经历却颇为完整。北宋前期官制中“官”、“差遣”相分离，因上文所言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皆属“官”系统，故以下即将《宋史·周渭传》中与此问题相关的前后“官”、“差遣”摘录列出：

宋太祖朝，周渭“上书言时务，召试，赐同进士出身，解褐白马主簿。县大吏犯法，渭即斩之，上奇其才，擢右赞善大夫”。此后历知永济县、通判兴州、知棣州，太平兴国二年为广南诸州转运副使，“迁殿中丞。属有事交址，主将逗挠无功。有二败卒擐甲先至邕州中，夺民钱，渭捕斩之，后至者悉令解甲以入，讫无敢犯。移书交址，谕朝廷威信，将刻日再举，黎桓惧，即遣使入贡。就加监察御史。在岭南凡六年，徙知扬州。进殿中侍御史，改两浙东、西路转运使。入为盐铁判官，迁侍御史，历判户部、度支二勾院。出知亳州，赐金紫。俄授宋州，加职方员外郎”。

上述引文中，右赞善大夫、殿中丞、监察御史、殿中侍御史、侍御史、职方员外郎皆属“官”。据《宋史·职官志九》“文臣京官至三师叙迁之制”载：右赞善大夫已是京官，“转殿中丞”；殿中丞，“有出身转太常博士，无出身转国子监博士”。监察御史，“转殿中侍御史”；殿中侍御史，转“侍御史”。而侍御史，“转司封员外郎”，注云：“常调转员外郎者，转右曹：水部、司门、库部、虞部、比部、驾部、屯田、都官、职方。任发运、转运使副，三司、开封府判官，侍读，侍讲，天章阁侍讲，崇政殿说书，开封府推官、府界提点，三司子司主判官，大理少卿，提点刑狱，提点铸钱监，诸王府翊善、侍讲、记室，中书提点五房公事堂后官，转左曹：膳部、仓部、考功、主客、金部、司勋、祠部、度支、司封。”[54]案：殿中丞、监察御史之间有“太常博士、国子博士”和“左、右正言”两级，周渭自殿中丞擢加官至监察御史，特为“赏功”。而侍御史周渭因“差遣”为知宋州，不符合转官左曹司封员外郎的条件，故只能转职方员外郎。显然《宋史·周渭传》所载的周渭迁转“官”之过程完全与宋朝转官制度相符合，实可信从。

因此，虽然相对《宋史》而言，《实录》确属第一手史料，但在实际引用时，其取舍实信从与否当取审慎的态度，而不宜不加具体辨析，一概取《实录》而弃《宋史》。

3、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。

朱熹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、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合称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。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共收录北宋名臣九十七人（其中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五十五人，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四十二人），各人之“录”由两部分构成，一为小传，二为言行事迹及时人之评议。一般认为，言行事迹是由编撰者自“近代文集及记事之书”中“掇取其要，聚为此录”的，而小传文字系由编辑者所撰写。[55]

对于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与《宋史》之关系，明人朱明镐尝就《宋史·向敏中传》所载指称：

传曰：“天禧初，进右仆射。是日，翰林学士李宗谔当对，帝曰：‘朕自即位，未尝除仆射，今命敏中，此殊命也。敏中应甚喜。’又曰：‘敏中今日贺客必多，卿往观之，勿言朕意。’宗谔既至，敏中谢客，门阑寂然”云云。愚谓此非实录也。按《宗谔本传》，真宗大中祥符五年，宗谔已物故矣，何得天禧之初复有李翰林入直耶？此非实录一也。真宗即位之后，向敏中未尝仆射，张齐贤先有端揆之命，何得云“朕自即位，未尝除仆射”耶？此非实录二也。顾此不当责托克托，而应责考亭，《名臣言行录》中曾载此事，修《宋史》者不过摭拾其词尔。[56]

又今有学者尝云：“《宋史》于元祐党、新党之争，大抵偏元祐而诋新党，主保守而排进步。如《王安石传》多取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，殊难置信。”[57]上述二说皆不确。

向敏中（谥文简）任仆射事，载于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三，然朱熹于其下注明乃引录沈括《梦溪笔谈》。[58]而《梦溪笔谈》亦于所载此事下注曰：“向文简拜仆射年月未曾著于《国史》，熙宁中，因见《中书题名记》：天禧元年八月，敏中加右仆射。然《枢密院题名记》：天禧元年二月，王钦若加仆射。”[59]沈括之说实有误，而为朱明镐所指摘者，早在南宋时李焘《长编》、[60]张淏《云谷杂纪》[61]皆已明确指出此乃沈括记事之讹。

如此则是否存在《宋史》撰修官未见《梦溪笔谈》、而转引自《名臣言行录》之事？案《宋史·隐逸传中》载有杜生事迹，传末载有“黎阳尉孙轸……后至延安幕府，为沈括言之。括时理军书，迨夜半，疲极未卧，闻轸谈及此，乃顿忘其劳”。[62]检《梦溪笔谈》，其事果载于卷九，[63]文字承袭之迹历然。可证元末撰修《宋史》时，实曾取材于《梦溪笔谈》。

而“《王安石传》多取朱子《名臣言行录》”一说，乃指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六之二《丞相荆国王文公》而言。[64]《丞相荆国王文公》合计征引史料四十九条，内正文四十四条（有六条未注明引文出处），注文五条，共征引文献十六种（详见下表）。

与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其他名臣言行事迹与多取材于其《行状》、《墓志》和《神道碑》，或取材自与其关系密切者如亲友、门人、故吏等所撰文字，甚至自撰文字者不同，《丞相荆国王文公》所征引文献大多为笔记、杂史之类，且撰者多属其政敌。而六条未注明引文出处者，其中四条内容来源实与宋代官修史书相关，即其引文之首句分别为“荆公召为翰林学士”、“荆公既为参知政事”、“初吕惠卿为荆公所知”三段文字皆属朱熹删录《实录·王荆公安石传》中相关内容而成，而“平甫教授西京国子监”一条乃“据《（国史）安国本传》及司马光《记闻》删修”。且《丞相荆国王文公》卷首之王安石小传的史料来源，亦源出自《实录·王荆公安石传》，即是朱熹删录《实录》相关内容而成。[65]上述相关内容皆见于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。由此亦可证，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实依据《四朝国史·王安石传》撰成。

4、《文献通考》。

元初马端临所撰之《文献通考》，实为研究宋代历史、制度的重要史籍，被称为“文献渊薮”。其所载内容多有与《宋史》重复者，故颇有学者以为《宋史》之部分卷帙乃抄录自《文献通考》。如《宋史·高丽传》，[66]宋晞先生于《读<宋史筌·高丽传>》一文中论述《宋史·高丽传》一些记载讹误时，称其“乃沿袭马端临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二》……之误而误”，[67]以为《宋史·高丽传》之内容源出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二》所载“高丽”部分[68]。杨渭生先生《<宋史·高丽传>与<宋史筌·高丽传>之比较》一文中也有类似结论。[69]然对勘两者相关文字，却是互有详略，部分内容此有彼无，而且《宋史·高丽传》之内容要多于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二》所载者甚多（参见下表）。

由此，可推知《宋史》虽编撰晚于《文献通考》，但其《高丽传》不当源出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》，而是两者史出一源，即“宋代国史”，故两者皆有称宋朝皇帝为“帝”、“上”，宋朝使高丽者为“我使”、“朝廷使”等文字。然因两书撰修者删削有别，而详略有间。亦因为此，故见于一书中之讹误，在另一书中同样存在。如《宋史·高丽传》云“（绍兴）三十二年（1162）三月，高丽纲首徐德荣诣明州言，本国欲遣贺使”，《文献通考》中内容相同，然据朝鲜郑麟趾《高丽史》卷十八所载，徐德荣实为宋朝“都纲”，贸易往来于宋、丽之间，并兼为两国传递信息。宋“国史”因其当时来传高丽欲遣使臣西来宋国之消息，遂误认其为“高丽纲首”，而《宋史·高丽传》、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二》皆承其误。[70]

此类情况，并不仅限于上述《宋史·高丽传》与《文献通考·四裔考二》，尤其《宋史》诸志与《文献通考》诸考之间因史源原因而内容相同或相类者更为普遍。

5、《金史》。

上文已述及元末史臣编撰《宋史》时，尝引录稍前完成的《金史》内容。历来学者对于《金史》的评价要高于《宋史》，然则两者同记一事而内容矛盾时该如何取舍？下举南宋吴曦降金一事为例。

吴曦乃抗金名将吴璘之孙，开禧二年（1206）三月被任为四川宣抚副使，又兼陕西、河东路招抚使，“许便宜从事”。不久，秘密遣使向金朝纳降。对于吴曦降金之具体年月，《宋史·宁宗纪二》载：开禧二年四月下旬，“吴曦遣其客姚淮源献关外四州于金，求封蜀王”。六月，“金人封吴曦为蜀王”。十二月下旬，“吴曦始自称蜀王”。三年正月间，“吴曦僭位于兴州”。[71]其他宋方文献如《宋史·吴曦传》、《两朝纲目备要》卷九等记载同。

然而金方史籍如《金史·章宗纪四》所载却颇有异同：泰和六年（即宋开禧二年）十二月中，“宋太尉、昭信军节度使、四川宣抚副使吴曦纳款于完颜纲”。故“完颜纲遣京兆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之置口。曦具言所以归朝之意，仔请以告身为报，尽出以付之，仍献阶州”。于是“完颜纲以朝命，假太仓使马良显赍诏书、金印立吴曦为蜀王”。随即吴曦“遣其果州团练使郭澄、提举仙人关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、吴氏谱牒来上”。[72]

宋、金双方所载时间之异同，实与两史所据史源不同有关。对此，今日研究者多以为《金史》所载者较为可信。[73]然《宋史·方信孺传》又载宋廷于开禧三年间“遣信孺再往金，时吴曦已诛，金人气颇索，然犹执初议。信孺曰：‘……且以曲直校之，本朝兴兵在去年四月，若贻书吴曦，则去年三月也。’”[74]又宋廷于开禧三年十月“诏谕军民”时声称：“第惟敌人，阴诱曦贼，计其纳叛之日，乃在交锋之前，是则造端岂专在我？”[75]其言虽有为宋廷开脱首启兵端之责，然其所言如此气壮，但也反证《宋史·宁宗本纪》所云乃属有据。而《金史·完颜纲传》所载却正与《宋史》相印证。

《金史》称金帝“闻韩侂胄忌曦威名，可以间诱致之，梁、益居宋上游，可以得志于宋，封曦蜀国王，铸印赐诏，诏纲经略之”，故完颜纲“被诏进至水洛，访得曦族人端，署为水洛城巡检使，遣持诏间行谕曦。曦得诏意动，程松尚在兴元，未敢发，诈称杖杀端，以蔽匿其事。松兵既败，曦乃遣掌管机宜文字姚圆与端奉表送款。纲遣前京兆府录事张仔会吴曦于兴州置口。曦言归心朝廷无他，张仔请以告身为报，曦尽出以付之，仍献阶州。……十二月曦遣果州团练使郭澄、仙人闗使任辛奉表及蜀地图志、吴氏谱牒来上”。[76]可证《宋史》所载为直，而《金史·章宗纪》云云颇有隐讳。

五、结语

因《宋史》中存在诸多问题及错讹，自明、清以来屡遭严厉批评，但不少批评颇值得商榷。如有人以为《宋史》之列传编排不以时间为序，造成前后顺序混乱。此类问题，《宋史》当然存在。但亦应看到《宋史》往往将某一传主归于一卷，如战将、文士与宰相、能吏等，如此各卷之间便无法完全按时间先后为序；而且此还与作为《宋史》主要取材依据的宋《国史》有关。又如颇为后人指责的《宋史·奸臣传》将王安石变法之干将吕惠卿、曾布、章惇等，以及南宋权臣韩侂胄收入，而未收祸国殃民之权奸史弥远，有人认为此反映了元朝史官之史识低下。此语乃属似是而非，因为此亦与《宋史》神宗朝以后的史料依据主要取自南宋时编纂的《四朝国史》、《中兴四朝国史》密切相关，并且亦完全符合元代史臣编修《宋史》之宗旨：“矧先儒性命之说，资圣代表章之功，先理致而后文辞，崇道德而黜功利，书法以之而矜式，彝伦赖是而匡扶。”[77]故《四库提要》有云《宋史》“其大旨以表章道学为宗”，而“其书以宋人《国史》为稿本。宋人好述东都之事，故史文较详，建炎以后稍略，理、度两朝，宋人罕所纪载，故史传亦不具首尾”。虽自明代“柯维骐以下屡有改修，然年代绵邈，旧籍散亡，仍以是书为稿本，小小补苴，亦终无以相胜。故考两宋之事，终以原书为据，迄今竟不可废焉”。[78]

但今日有研究者却又有过分表彰《宋史》之趋向。如有人表扬《宋史》将《五代史》中未列传之后周大将韩通，与拥周反宋之李筠、李重进一同列入《周三臣传》之做法，认为此既弥补了《五代史》之不足，又反映了韩通等三人之历史作用。其实，将韩通收入《周三臣传》，正是《宋史》体例不纯之表现，亦与宋《三朝国史》已为韩通立传相关。因韩通死于陈桥兵变、宋太祖称帝之前，严格而言，当属之后周朝。欧阳修撰修《五代史》时未为韩通立传，即遭到宋及后人之批评，而《宋史》为韩通立传，亦属元人昧于史例之举。再如有人表彰《宋史》分别为“外国”和“变夷”列传，乃为分清国内民族与国外邻邦之界限。如此说法，实属顾前不顾后之举，因《吐蕃传》，《宋史》即属之《外国传》。

综上所述，《宋史》中存在的不少问题和讹误，乃与其史料来源尤其是其主要取材于宋“国史”有关，充分认识于此，甚有助于合适评判《宋史》之史料价值，厘清《宋史》与其他宋、元重要史籍的关系。

[①]（清）赵翼撰，王树民校证：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卷二三《宋史多国史原本》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第498页。

[②]（元）脱脱等：《宋史》卷二〇三《艺文志二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087页。

[③]（宋）洪迈：《容斋随笔·三笔》卷四《九朝国史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，第459页。

[④]参见裴汝诚、许沛藻：《续资治通鉴长编考略》，中华书局1985年版，第57—58页。

[⑤]《宋史》卷二〇三《艺文志二》，第5091页。

[⑥]（明）宋濂等：《元史》卷一五六《董文炳传》，中华书局1976年版，第3672页。

[⑦]（元）苏天爵：《滋溪文稿》卷六《曹先生文稿序》，中华书局1997年版，第84页。

[⑧]《滋溪文稿》卷二五《三史质疑》，第424—425页。

[⑨]（明）危素：《说学斋稿》卷三《昭先小録序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⑩]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卷二三《宋辽金三史》，第495页。

[11]《廿二史札记校证》卷二三《宋史多国史原本》，第498—499页。

[12]《宋史》卷四八《天文志一》，第951页。

[13]《宋史》卷六一《五行志一上》，第1318页。

[14]《宋史》卷九八《礼志一》，第2424页。

[15]《宋史》卷一一〇《礼志十三》，第2639页。

[16]《宋史》卷一四三《仪卫志一》，第3365页。

[17]《宋史》卷一四九《舆服志一》，第3479页。案：有关《宋史》取材宋“国史”之例，可参见裴汝诚：《<宋史>说略》三《资料来源》，载《经史说略·二十五史说略》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85—392页。

[18]《四朝国史·欧阳修传》载于《欧阳修全集·附录》卷二，题《四朝国史本传》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，第2677—2682页。

[19]“永丰人”，原作“庐陵人”，《欧阳修全集》校记云“据周本、丛刊本改”。案：此处“庐陵”校改作“永丰”，不妥。

[20]《欧阳修全集·附录》卷三韩琦《欧阳公墓志铭》，第2701页。

[21]《宋史》卷四八七《高丽传》，第14038页。

[22]（宋）钱若水：《宋太祖实录》卷三五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98页。

[23]（宋）李攸：《宋朝事实》卷二〇《经略幽燕》，中华书局1955年版，第321—322页。

[24]（朝鲜）郑麟趾：《高丽史》卷三《成宗》，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刊本，第8页上、下。

[25]（清）永瑢等：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八一《宋朝事实》，中华书局1965年版，第695页。

[26]《宋史》卷七〇《律历志三》，第1589页。

[27]《宋史》卷七一《律历志四》，第1603—1604页

[28]《宋史》卷一四二《乐志十七》，第3346页。

[29]《宋史》卷一四五《仪卫志三》，第3420页。

[30]《宋史》卷四八五《外国传一》，第13982页。

[31]《宋史》卷四八六《夏国传下》，第24030页。

[32]（元）刘诜：《桂隐文集》卷四《题危大朴与邓子明书后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33]（明）杨士奇：《东里集·文集》卷十《跋文丞相督府忠义传》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34]《宋史》卷三八一《范如圭传》，第11729—11731页。

[35]（宋）朱熹：《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》卷八九《直秘阁赠朝议大夫范公神道碑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4141—4146页。

[36]（宋）王应麟：《玉海》卷六一《绍兴进至和嘉祐章疏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、上海书店1988年版，第1169页。

[37]（宋）李心传：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一《壬午内禅志》，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第505—506页。

[38]（宋）吴泳：《鹤林集》卷二二《缴进嘉绍本议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39]（元）陶宗仪：《南村辍耕录》卷三《正统辨》（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37页）云至正四年三月进《辽史》，十一月进《金史》，明年十一月进《宋史》。

[40]《宋史》卷五二《天文志五》，第1084—1085页。

[41]（元）袁桷：《清容居士集》卷四一《修辽金宋史搜访遗书条列事状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42]参见舒仁辉：《<东都事略>与<宋史>比较研究》，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，第4页。

[43]《宋史》卷二四四《宗室传一》，第8666—8669页。

[44]（宋）李焘：《长编》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辛亥条，中华书局点校本，第500—502页。

[45]《长编》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条注，第46—47页。

[46]（宋）钱若水：《宋太宗实录》燕永成《前言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，第2—6页。

[47]见李昌宪：《再论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的废置时间与辖区》，载《文史》2010年第4期。

[48]（宋）陈振孙：《直斋书录解题》卷四《太宗实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128页。

[49]《长编》卷六六景德四年八月壬寅，第1479页。

[50]《长编》卷二八雍熙四年十二月，第3册，第642页。

[51]《宋史》卷二五七《赵普传》，第8934页。

[52]《宋史》卷三○四《周渭传》，第10056页。

[53]《宋太宗实录》卷三一，第54页。

[54]《宋史》卷一六九《职官志九》，第4024—4025页。

[55]案：《八朝名臣言行录》之版本有详、略两个系统，本文所据为详本，即《四部丛刊初编》影印宋刊本。

[56]（明）朱明镐：《史纠》卷五《宋史·向敏中传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57]柴德赓：《史籍举要》，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，第131页。

[58]（宋）朱熹：《五朝名臣言行录》卷三之一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《朱子全书》本，第79页。

[59]（宋）沈括撰，胡道静校注：《新校正梦溪笔谈》卷九《人事一》，中华书局1957年版，第111页。

[60]《长编》卷九〇天禧元年八月壬申条注，第2075—2076页。

[61]（宋）宋张淏：《云谷杂纪》卷四《大耐官职》，中华书局1958年版，第60—61页。

[62]《宋史》卷四五八《隐逸传中》，第13452—13453页。

[63]《新校正梦溪笔谈》卷九《人事一》，第103—104页。

[64]（宋）朱熹：《三朝名臣言行录》卷六之二《丞相荆国王文公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《朱子全书》本，第79页。案：以下简称《丞相荆国王文公》。

[65]参见顾宏义：《朱熹<三朝名臣言行录·丞相荆国王文公>征引文献探析》，载《中国典籍与文化》2009年第3期。

[66]《宋史》卷四八七《高丽传》，第14035—14055页。

[67]宋晞：《宋史研究论丛》（第二辑），台湾中国文化学院出版部1980年版，第201页。

[68]（元）马端临：《文献通考》卷三二五《四裔考二》，中华书局2011年版，第8951—8962页。

[69]杨渭生：《宋丽关系史研究》，杭州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，第411、416页。

[70]参见顾宏义：《<宋史·高丽传>史源考》，载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》2007年第4期。

[71]《宋史》卷三八《宁宗纪二》，第740、741、743页。

[72]（元）脱脱等：《金史》卷十二《章宗纪四》，中华书局1975年版，第279页。

[73]参见王智勇：《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——宋代武将家族个案研究》（巴蜀书社1995年版）第220页，杨倩描：《吴家将——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》（河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）第247－251页，陈振：《宋史》（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）第494页注文等。

[74]《宋史》卷三九五《方信孺传》，第12060页。

[75]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乙集卷一八《丙寅淮汉蜀口用兵事目》，第833页。

[76]《金史》卷九八《完颜纲传》，第2178、2179、2180页。

[77]《宋史》卷末《进宋史表》，第14255页。

[78]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四六《宋史》，第413页。